陈丹青动了大学改革的敏感神经

陈丹青的困惑实际上也是整个大学改革面临的困惑。学者们指出，大学改革必须让行政和学术彻底划清界限，让学术真正行使权力，而不是继续让行政凌驾于学术之上，否则大学改革都是空谈。他们还呼吁必须尽快改革，否则不仅是害了现在的大学生，还害了20年后的中国。
    如果没有“独立之人格、自由之思想”，达・芬奇不能成其为达・芬奇，世间也不会留有“蒙娜丽莎的微笑”。
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又一次成为全国艺术教育界瞩目的焦点，这一次不是因为他的代表作《西藏组画》，也不是因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，而是他的愤而辞职。辞职原因既不是待遇问题，也不是人事相处的困扰，而是因为不适应“学术行政化”的教育体制。
    5年前回国任教的陈丹青，在朋友孙景波的笔下是这样的人：“陈丹青从纽约回来，这次准备长待了，他的理想是带出几个有希望的学生。”然而，到位后不久，陈丹青就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“坐不住”了，他看到很多学生因为英语或政治在考研、考博上屡受挫折。在美国待了18年的陈丹青对学校视为头等大事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教学思想、教学评估，没完没了的表格、会议、研讨、论文，臃肿庞大的教学机构，诸多限制教学的教条非常不习惯，于是在各种场合“不合时宜”地指出，“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，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”；“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，非程序性的，是具体而微、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、每个阶段，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、指涉、领悟，师生‘双方’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，探讨观念上、感觉上，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。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，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，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，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”。
    陈丹青说，回国后发现艺术教育的质量已经大大倒退，条条框框颇多的流水线作业怎么能够培养出优秀的艺术人才？

    扼杀灵性的人文艺术教育

    中国传媒大学广告系一位教师戏称他带的研究生几乎都是“娘子军”――英语成绩好的应届“小女孩”，前几年男生多一些，而且很多是有实践经验的，这几年趋势越来越明显，应届生显然比工作过的更有英语优势。至于专业素养和能力，这位教师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    刚刚从清华美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杜菲告诉记者：“陈丹青老师是我们都很景仰也很尊敬的，我听过他的讲座，很有收获。刚从网上看到他辞职的消息，唉，只能说他是‘神仙’！”在此之前的多次交谈中，他委婉地说自己读研前和读研后相比，不知学到了什么，像全国无数学生一样，将很多时间花在英语上，艺术功底较好的老爸说他现在“越读越傻”了。
    过分强调英语而忽略专业学习的高等教育体制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潘际銮指出，现在以外语水平作为一切工作人员水平的评价指标，全社会各类人员的提升都以考外语为前提，迫使所有人员苦学外语，而不去钻研自己的业务及追求业务上的精通和造诣，“其实有许多专业与外语没有多大关系，如中国古典文学、中国历史、中医等”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痛恨四六级英语考试制度，认为这是将学生引入歧途的“指挥棒”，但当他力图在自己主政的学校里“废除”这一考试时，却无法成功。

    对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的警告

    连续4年在北京开设美术培训班的某重点美术院校毕业生刘老师，为记者分析了现在非常火爆的“美术高考经济链”，“无数学校都在扩招，‘大上’美术专业，而美术院校更将大门敞开。因为美术专业相对好考，所以每年有无数高中生‘突发奇想’转为美术考生，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，簇拥在中央美院、清华大学美院等院校、收费高达1万4千元左右的美术考前培训班周围，而全国各地的美术出版社也瞄准了这个巨大的市场，无数的美术高考辅导资料铺天盖地般扑向那些考生。其实美术专业学生已经体会到就业的压力了，工作不好找，待遇低，特别是那些非美术专业院校的，这暗示着美术高考经济链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崩溃”。
    陈丹青则从深层次警告说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，但实际上，学生“有知识没文化”、“有技能没常识”、“有专业没思想”，“在人文艺术学科，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，但学院教育应让艺术类学生达到起码的要求――独立之人格，自由之思想”。

    症结是现行教育的学术行政化

    其实，高校教师辞职，陈丹青之前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，他带的两名博士生仅在核心期刊上分别发表了1篇和1.5篇论文，虽然毕业论文通过答辩，并广受好评，却没达到校方在“国家学位条例”之外的论文刊发级别要求，因而与博士学位无缘；邓晓芒意欲辞职，认为“不要将学问敏感带过多集中在论文‘名分’上，不要过多重视论文的发表‘等级’和‘吨位’，应重视实际才学，应集中在博士的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。只有这样，学术复兴才有希望”。

    教育学者何齐宗分析说，现行教育体制下，不仅社会舆论，就连很多高校教师本身也认为人文艺术教育和考试体制、研究生考试录取体制存在很多问题，富有激情和锐气的青年教师没有一定学术积累和经济基础，是不敢向现行教育体制“开炮”的，而只能渐渐被体制“异化”。

    陈丹青、邓晓芒的辞职凸显了学术与行政在大学的冲突与矛盾。学术和行政代表着两种性质和含义不同的权力，运行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同。但在大学，似乎后者占了上风――按照行政组织的结构和方式来设计大学的内部组织，对校、院、系进行权力分配，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级别，确立管理中的隶属和服从关系。因此，大学常常以行政化的命令方式和习惯处理学术性事务，而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或者泛化为行政组织，行使某种行政职能；或者作为“虚位”组织，学术权力往往难以产生实际的作用。

    一位社会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，现在中国的县级、乡镇级、村级民主选举都在快速向前，但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大学反而成了行政权力异化的灾区。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一定知道，蔡元培的一个教育主张是区分教育与政务，“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”。教育的目的是造就群性和个性都很和谐的人，教育必须独立于外在权威，而不能被它们限制约束。
    在记者以前的采访对象中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开大学前校长母国光等学者都曾提出，大学改革必须让行政和学术彻底划清界限，让学术真正行使权力，而不是继续让行政凌驾于学术之上，否则大学改革都是空谈。他们还呼吁必须尽快改革，否则不仅是害了现在的大学生，还害了20年后的中国。
    时光永在流逝，研究教育和不研究教育的，都在痛陈数落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。但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看到教育界的改革呢？什么时候才能让大学的学术摆脱行政的主宰而回归纯粹呢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来源 ：科学时报社